高爾基與托爾斯泰之間交往的故事

1910年10月28日，托爾斯泰以82歲高齡從家中出走，在寒冷的路途，在一個無名小站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後幾天。

此時遠在意大利的另一位俄羅斯傑出作家高爾基，卻對托爾斯泰的“出走”行爲“惱怒起來”。他馬上給著名作家柯羅連科寫了一封長信，認爲托爾斯泰的出走，不過“就是他的那種想使列夫·托爾斯泰伯爵的生活變成‘我們的神父貴族列夫聖者的生活’的專制的，頑固的傾向”的表現罷了。

這封信，用高爾基自己的話說，是“一封最惡毒的信”。可沒等信寫完，便傳來了托爾斯泰逝世的消息，這又使得高爾基不僅大大改變了筆觸，更“絕望地大哭，整天一直在哭——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哭得這樣傷心，這樣難受，這樣厲害……我沒有想到，我是這樣深厚和強烈地熱愛托爾斯泰這個人！”這相互有些牴觸的態度，充分顯示出高爾基對托爾斯泰的複雜心情。

一、從年齡看，高爾基與托爾斯泰不應當有多少聯繫——他們之間相差整整40歲。當高爾基剛剛出生時，托爾斯泰的鉅著《戰爭與和平》已完成並出版；當高爾基還在“童年”的悲苦中掙扎時，托爾斯泰又以《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作品一次次引發強烈震動……

1889年4月，正在俄羅斯大地漫遊的高爾基，代表幾位與自己有相同命運的鐵路工人，給托爾斯泰寫過一封信：“於是我們向您求援，據說您有許多還沒有耕種的土地。我們請求您給我們一塊這樣的土地。”

當時托爾斯泰宣傳“平民化”、“接近人民”的社會道德理想，他的追隨者中有人便創辦了農民移民區。這封信，就是嚮往獨立個人勞動來達到解放的高爾基的冒昧“求援”。這樣的信，托爾斯泰一天不知道收多少封，所以未予理睬。1900年元月，高爾基以一個有前途的新進作家身份，再次拜訪了他仰慕已久的托爾斯泰。

這次見面，雙方總體上還是滿意的。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高爾基來訪，我們談得很投機。我很喜歡他。他是一個平民出身的真正的人。”

而高爾基，興奮是毋庸置疑的。他在給契訶夫的信中說：“當他開始談話的時候，我傾聽着，大吃一驚。他所說的一切都是非常樸素和深刻的……看到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雖然我決不認爲他是大自然的奇蹟。一看見他，就非常愉快地感到自己是一個人，並且意識到，一個人也可以成爲列夫·托爾斯泰……他待我非常好……”

但是，長期平民的生活也使高爾基敏感地意識到自己與托爾斯泰家貴族氣氛的不諧，他不修邊幅的衣着與這裏形成鮮明對比。

當然，高爾基還是爲這位偉人的樸素與誠摯感染，回去之後，他很快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謝謝您對我講的一切，衷心地謝謝！看見您，我很高興，也爲此感到自豪。我知道，您待人樸實而真誠，但我沒料到，說實話，您待我恰恰是這樣好。”

托爾斯泰在回信中，也對高爾基本人，表達了他的喜愛之情：“我非常非常高興認識您，還因我愛上您而感到高興……我喜歡您的創作，而我認爲您比您的創作更好些。我對您說出這樣的恭維話，其價值，主要在於它是真誠的。”

托爾斯泰對高爾基的確較爲重視，1901年4月，因撰寫、發表傳播呼籲書“煽動工人”，高爾基被逮捕。許多俄國人士對高爾基表示了聲援，托爾斯泰找到內政部的一個同學和另一位奧登堡斯基公爵，幫助高爾基獲釋出獄。高爾基因此寫給托爾斯泰一信：“謝謝您爲我奔走斡旋……再一次謝謝您！很對不起，這整個浪費時日的事牽累了您。”

二、就在這一年11月，高爾基因病到俄國南部的克里米亞療養。在這裏，他與托爾斯泰和契訶夫有了一段密切的交往。交往的情景，高爾基陸續寫入回憶錄《列夫·托爾斯泰》和《安東·契訶夫》之中。

這一段時間，高爾基常常去訪問托爾斯泰。與托爾斯泰的交往，使他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敬慕又不安的複雜情緒。“托爾斯泰倘是一尾魚，他一定是在大洋裏面游泳，絕不會遊進內海，更不會游到淡水湖裏。”“他好像是一位神——他是一位‘坐在金色菩提樹下的楓樹寶座上面的’俄國神，他並不十分威嚴，可是他也許比所有其他的神都更聰明。”

但是，托爾斯泰的許多思想以及對作品的評論卻讓高爾基很不舒服。由於長期生活在底層，高爾基對現存的生存狀態有一種天然的反叛情緒。他甚至這樣說：我喜歡那些願意使用任何手段（即使是暴力也好）去反抗人生之惡的積極人物。針對這一點，托爾斯泰拉着高爾基的胳膊大聲地說：“然而暴力就是主要的惡！”

托爾斯泰對作品的批評也令高爾基非常惱火。高爾基曾把自己寫的戲劇《在底層》念給托爾斯泰聽。托爾斯泰聽後不客氣地評論：“您的戲裏把您自己的話說得太多，所以在您的戲裏面沒有人物，所有的人全是一樣的。您大概不瞭解女人；您沒寫成功一個女人，連一個也沒有。人們不會記得她們的……”

針對高爾基的語言，托爾斯泰不止一次表示不滿：“您的語言，它很巧妙，而且過於做作。”“不過您的用字遣詞卻並不高明。所以您的`那些農人講話都太聰明瞭。在實際生活裏他們講的話都很蠢，而且次序顛倒，不相聯貫，你起初一聽，簡直不懂他們想說些什麼……在您的每篇小說裏面都有自作聰明的人們的大聚會。他們全用警句談話，這也是不對的……”

高爾基後來用了一個比喻來形容自己與托爾斯泰接觸時的矛盾心情：“我不能夠跟他同住在一個宅子裏面，更不用說同住在一間屋子裏面了。這好像在沙漠裏面一樣，在那兒太陽把萬物都燒光了，現在它自己也要燒盡了，這時候它卻使人感到威脅：一個無窮無盡的黑夜就要來了。”

這種感受使高爾基與托爾斯泰相別後再也沒有什麼聯繫。距離使他無法直接體會托爾斯泰的人的特別魅力，而從報刊見到的托爾斯泰的言論卻徹底激怒了高爾基。

三、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對赤手空拳的工人隊伍血腥屠殺，目睹了這一情景的高爾基憤怒到極點，他當即起草了《告全國公民及歐洲輿論界書》，兩天後，高爾基被捕。經知識界及羣衆呼籲，一個月後被釋放。但一出獄就讀到托爾斯泰關於俄國革命答覆美國記者詢問的文章《論俄國社會運動》。

這篇文章以托爾斯泰晚年的一貫立場，認爲這種“暴力的道路”是決不能達到爲人類謀福利的，他甚至指責說：“我認爲這樣的活動是不合時宜的，幼稚無知的，不正確的……和有害的。”

對於目睹血腥場面的高爾基，他的憤怒可想而知。他立即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鋒利的信：“您名字的魅力是偉大的，全世界所有識字的人都在傾聽您的話……但是，您向全世界講到目前在俄國發生的事件的那些話，卻迫使我出來反對您。”

高爾基激憤地說：“我個人堅定地向您和那些對您的言論會信以爲真的人聲明，您已經不瞭解我們祖國的普通工人現在過着什麼日子，您不瞭解他們的精神世界，您不能說出他們的願望——自從您不再傾聽人民呼聲的時候起，您已喪失了這個權力。”

他譏諷地說：“伯爵，一個在自己國家不幸的日子裏邊還能夠致力於自我完善的人，是會給一切珍視真、美和自由的理想的人留下一個毫無良心的假善人和僞君子的極壞印象的……”他把托爾斯泰的話奉還了回去：“您在《泰晤士報》上的信不僅是不正確的和幼稚無知的，而且也是有害的。”

這封本打算公開發表的信，終於擱置了下來。但托爾斯泰的思想和行爲，卻一再引起高爾基的不滿。這就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由此和以後的高爾基文章可以看出，他對托爾斯泰的思想行爲和其作品及人格的評論，仍有着極大差異。

在高爾基撰寫的《俄國文學史》中，他這樣評論托爾斯泰的思想：“托爾斯泰在對社會的態度上是反動的……托爾斯泰是俄羅斯思想界中反動思潮的最先的表現者……他關於一切生活的想法——不僅是關於俄羅斯生活的想法——也是深深地反動的……哲學家托爾斯泰的思想，對於我們國家是顯然有害的……”

但就在同一本書中，當“讓我們轉論到藝術家兼小說家托爾斯泰，在這領域內，他卻是真正偉大而功勳彪炳的。”而且“不認識托爾斯泰，就不能認爲自己認識祖國，也不能認爲自己是個文化人。”

高爾基這種思想和藝術截然劈開的分析，是否符合托爾斯泰的實際，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探討。他們之間因時代差異，尤其生活背景、經歷差異導致的交往中的快與不快，很容易影響到高爾基的判斷，從而產生出仰慕又惱怒的情緒，這對於略微瞭解藝術家間交往，甚至普通人之間交往的讀者，都是不難體會的。